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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水襟怀松柏气节——被贬离京前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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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,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。曾说:“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,掌握党的全部机密,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,体现了对我的信任。”然而,1965年11月,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,不久“外放”离京,接着,受到、一伙的残酷迫害,被监禁长达12年之久。不过,关押批斗并没有改变的政治信念,其人格正如国画大师刘海粟为80寿辰作的一幅松柏图所题:“云水襟怀,松柏气节”。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中枢——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,也就是中南海的大总管,负责六处三室,联系着东西南北中、党政军民学,工作千头万绪。他深知责任重大,总是兢兢业业,言行谨慎,不敢有一刻懈怠。不分内务外事,不论昼夜节假,凡是党中央、毛主席有所指示,办公厅立即运作。他诙谐地说:“打麻将不是有张叫‘听用’的牌吗?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‘听用’,什么需要就干什么。”

  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,又在书记处分管工、青、妇和指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。尽管他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,但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两点。

  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也是信任有加。没有料到的是,1965年,祸起红墙,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,离开了中南海,其原因竟是“背着中央私设”。

  关于“事件”的缘由,的夫人王光美这样回忆:“所谓‘事件’,其实并不是什么,是录音机。它的起因是这样的:毛主席的一些讲话,因为现场没有录音,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,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,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,传来传去很不准确,还出过一些问题。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,为这事很伤脑筋。有一次,毛主席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、真老虎的关系,安排了录音,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,很准确。毛主席看后很赞赏,表扬了这件事。于是,就开始在中央领导同志开会,特别是毛主席讲话时,尽量安排录音。可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不是很正式,录音话筒往面前一放,就感到不舒服,有拘束。怎么办呢?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,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,看不见,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开了。这样过了一段时间,没觉得有什么问题。”

  然而,后来却闯了大祸。1961年4月26日晚,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调查研究的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:为在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大脾气,并要求务必于第二天赶回北京。出现这样大的纰漏,自然十分不安,当晚,在日记中写道:“脑子中很乱,整夜未睡好。”

  第二天下午,回到北京。他深知问题的严重性,一下火车,当即“向小平、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”。此后几天,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、周恩来秘书康一民,秘书、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了解情况。

 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:这次,乘坐专列去广东一带搞调查研究。一天,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。谈话后,服务员步出,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。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说,他知道这位服务员和毛主席刚才谈话的内容。服务员问他如何知道的,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设备。服务员转身便向作了汇报,听后,大发雷霆。

  5月2日下午,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“录音事件”。当晚,他仍感“心情不安、坐卧不宁”。8日晚,给写了一封信,“对录音事件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”。20日上午,中央书记处开会。会后,周恩来、、彭真和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。

  处理措施有如下三条:一是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,以加强领导;二是中央书记处批准了《关于录音、记录问题的决定》,作出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;三是中央书记处根据的指示,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,并决定给叶子龙、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,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。

  按理说,该批评的批评了,该处理的处理了,而且没有再犯同类错误,问题无疑是解决了。然而,到了1965年,这件事又被、等人重新提了出来,并且说是“私自安装”,真是令人莫名其妙:其一,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,安装录音机作录音记录,这本是正常活动,而且事前征得过中央的同意;其二,所谓“窃听事件”实际不是具体经办的,具体责任人是中央办公厅的一名副主任,但是,这名副主任反而没有事。

  1965年10月29日,对来说是“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”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上午十时半,周(恩来)、邓(小平)、彭(真)三人约我谈话,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,十分值得记着,永远不要忘记!”他还写道:“中午未睡好,下午也忐忑不安。”第二天日记的第一段写道:“心情不安,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,勉强看了一些文件。”第三天日记的第一段又写道:“整天没有精神,无心看什么。”

 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令如此心神不定?原来这次谈话是通知免去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,让其改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,并由接替他现在的工作。

  到地方上工作,是早有的愿望,但如此突然不免使他纳闷。他上书,请求谈一次话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办公厅工作,我已同同志谈过两次,昨天又约、田家英、李质忠等同志开会作了交代。今天已在办公厅厅务会议上,传达了中央的决定。

  “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已近20年,没有把工作做好,还犯了错误,辜负了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。想到这些,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也很惭愧的。感谢主席和中央这次给我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机会,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好。以后还希望主席能经常给予指示和鞭策。

  “我打算把办公厅工作交代完了后去陕西省长安县原来我蹲点的大队(牛角村)看看,听说那里生产搞得不错,今年粮棉收成比去年增产40%以上;本月底即去广东省工作,近几天来因风湿性背痛正在治疗,还有几天才能走。

  1965年11月10日,对来说,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。在这一天,他接到正式调令。同一天,约见他,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。

  说:“你下去,我给你个任务:第一,看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措施,有没有不适于当地实际情况的,如果有,你给我写个报告,提出你的意见;第二,中央各部门下达了些什么东西,有没有同中央、国务院相矛盾的,如果有,你给我理一下。就这么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。”

  很幽默地问道:“广东那么热,你跑那里去干什么?”没等杨回答,他又说:“既然你已经定了,你去两年到三年,把这个任务完成,先在珠江流域;以后,我把你调到黄河流域,再搞两三年。要多深入,多调查。”

  从处回来的路上,遇到了的秘书田家英,田问杨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。杨如实告之。田听后,说糟糕。他对说,如果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,就没问题了。

  10月29日谈话后,就着手移交工作。在此期间,他仍出席一些活动,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,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,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,奉之命分别去看望王稼祥、陈云。

  11月19日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向周恩来辞行。就在这一天,姚文元的文章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发表了。这篇揭开“”序幕的“檄文”发表后,举国上下惴惴不安,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。

  先就探望王稼祥、陈云之事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,然后谈到工作调动问题,他已经预感到危机,激动地说:“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,涉及面很广,做了些工作,也犯过些错误。许多事情你都了解,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,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;但也有你不了解的,我不愿意多说。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,要处分我,甚至要开除我出党,只要你知道我是清白、无辜的,我就心安了。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,也不愿意说出不应该说出的事。”

  当时,周恩来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,他浓眉紧锁,两眼一直盯着杨,默默无语,好一会儿,才严肃地说:“不至于如此,你放心!”

  谈话结束,周恩来一直把送到汽车前。默默地望着总理,百感交集,不知说什么好,只觉得周恩来用力地握着自己的手,眼睛特别亮,似乎含着眼泪。周恩来说:“好好去工作吧,你的工作是有成绩的,过去我对你的帮助不够。要记住毛主席向你说的话,下去努力锻炼些基本功!”

  万万没有想到,这竟是他们永别的握手,也是最后的一次面对面谈线大寿,去朱德家,“坐了一下,未谈什么,彼此心照而已”。与朱德都是四川人,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。杨主持中办20年,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,彼此间知根知底,有些甚至还知心。

  1965年12月8日,在日记中写道:“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了!”这次会议就是中央“处理”罗瑞卿问题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。此时,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,但有间接关系。半年后,中共中央下达《五一六通知》,决定对所谓“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反党集团”进行“专案审查”,竟成了子虚乌有的“彭罗陆杨反党集团”的主要成员。

  12月10日,怀着对自己政治生命的迷惘和完成嘱托的使命感,登上了京广列车。他心情黯然地告别了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:“感慨甚多,非言语所能表达。”最后的一句话是:“十六年的北京生活,今天开始变了,一切只能等时间!”

  抵达广州后不久,即看到中央通知,罗瑞卿被撤掉了书记处书记、常委秘书长和公安部部长等职务。“罪名”是“反对突出政治”、“篡军反党”。进一步陷入迷惘和困惑。

  由于这一系列的变故,病了,“精神、身体都不好,每天晚间发低烧,两手发抖”。经广东省委同意,到海南岛休养了一段时期。在那段时间,他对海南的橡胶生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做了一些调查研究。返回广州后,他向中南局与广东省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受到重视,并召集专门会议进行研究。他还与周恩来通电话,汇报了会议的情况。周恩来也很重视,询问得十分详细。在电话中,周恩来还关心地问:“你身体怎样?好些了吗?广州快热了,要注意啊!”

  周恩来的关心令感动得流下热泪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,这竟是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通话。

  到上海检查身体,“完全休息三个月”。回到广州后,情况又发生了变化。5月22日,陶铸、传达中央决定:停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,免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,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。

  陶铸等离开后,就把长期在身边的秘书叫来,如实传达了中央的决定,并说他在中办20年,工作没有做好,还犯了错误,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,接受中央的审查。说:“我想得通,做地委书记、县委书记都可以,只是不当一把手。”还说:“现在我要下去工作,你们就回北京吧。回去以后,中办会找你们揭发我的错误,你们认为我还有哪些错误,如实讲,不要有顾虑。”反复讲,一切相信组织,相信中央。

  接到降职通知的第二天,发电报给中央:“因气候潮湿,身体不适,恳请中央考虑,调换一个工作地区,无论东北、西北、华北的基层都可以。”

  5月24日,在、等人授意下,中央发出《关于陆定一同志和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》(中发〔66〕277号文件)。关于的问题,文件说:“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:(一)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的决定,背着中央,私设,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,盗窃党的机密。(二)他把大量的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,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。(三)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,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。(四)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。”

  虽然如此,的要求,还是得到和周恩来的支持。5月28日,中央同意杨改去山西,任临汾地委副书记。

  1966年7月3日,被宣布“监护审查”,开始了长达12年的监禁生活。